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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关国政外交学人报导，笔者谈谈欧盟的世界秩序观，讲三个问题：一是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进行解析，二是欧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三是现在欧盟面临的世界秩序困局，并做一些展望。

欧盟作为西方自由世界的腹地，实际上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拥趸。约翰·伊肯伯里提出的说法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简称LIO），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其实要比“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称谓更准确，因为这一秩序不仅涉及国际关系层面，而且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相关。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具有三重含义，第一个层面就是国内政治层面上的自由民主制。西方自由主义强调政治体制上实行以自由选举为核心指标的代议制民主，还要辅以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等其他要素。这是讲的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制度。美欧均赞同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其“民主”模式，促进全球的“民主化”，这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政治内涵。第二个层面是国际经济层面上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国际关系三大理论中的“新制度自由主义”，无论是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写的《霸权之后》，还是他和约瑟夫·奈（Joesph　Nye）合写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所强调的都是经济相互依赖和跨国联系“使得武力作为政策工具已经无足轻重”。第三个层面是国际合作层面上的机制化和法治化，强调国际组织在协调各国利益和解决国际争端中的重要作用。总体来说，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应该包含这三个层面的意义，单讲这三个层面中的一个或两个，都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

从历史时序来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可以分为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可以叫作冷战时代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1.0版和后冷战时代的2.0版。在1.0版时代，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主要限于西方世界这个地理范围，民主化讲的是西方国家，是在所谓的东方阵营之外的西方世界。自由贸易，主要为西方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国际合作层面更为广阔，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政治性国际组织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组织相继建立。到了2.0版时代后，这个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三点内涵都出现了扩张趋势。政治民主化层面，除了在地理范围上蔓延到原来的东方阵营，一批苏联国家、东欧国家都实现了民主转型之外，民主化的内容、价值观也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内容，比如人权的含义就大幅扩张，性别宽容、社会权利、环境权利等，都被纳入评判其他国家是否自由民主的指标体系里。这与西方国家自身的价值观演进有关，堕胎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性别问题（如对LGBT是否宽容）等问题都已经进入了它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中。在国际经济层面上，冷战结束打破了两大阵营的壁垒，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政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内出现的“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的说法，其实主要指的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第二层面上的自由贸易投资和经济相互依赖，而非第一或者第三层面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内涵。在国际合作领域，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1.0版时代，也即在“二战”后建立起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多边主义机制都是在主权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信奉不干涉原则，而且保护国家自由管理本国经济的权力，在此基础上促进自由主义，因此是主权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机制，是以实现共处为目标的协调型的世界秩序。但是冷战结束以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和制度中，有一些就是以“人权高于主权”或者“人道主义干涉”等原则为指导，在这些新国际机制中，非政府组织（NGO）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自由主义”的“泛道德化”，侵害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所以德国学者坦妮娅·博策（Tanja　Boerzel）等认为这些国际机制是为了实现西方世界的自由派人士的世界性社会理想，比如人权、法治、民主、自由迁徙、性别宽容等等理念而强化起来的，它们并非“以规则为基础”，而是会侵入到其他国家主权管理范围之内的“侵入型”（Intrusive）自由主义国际秩序。